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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县原抗日县长杨亭秀的奋斗人生

——从杨亭秀同志的几张老照片说起
日期:2018-11-27  作者:杨继兴  点击:
来源: 忻州网

  最近,曾担任过代县抗日政府县长的杨亭秀同志的子女从西安打电话与代县县委宣传部、代县档案局联系,希望将杨老生前保存的书籍、文件、资料、照片等遗物捐赠给代县档案馆收藏。代县县委宣传部对此高度重视,很快派常务副部长赵泰安与县档案局局长王文英一道,专程赴西安拜访杨老的夫人和子女,接收这些捐赠的珍贵资料。笔者作为工作人员随同前往,在整理这些资料的过程中,对杨老的革命经历和奋斗人生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故写下这篇文章,以表达对这位革命老前辈和家乡名人的崇敬和缅怀。
(一)
  在杨老留下的影集中,有一张杨老年轻时戴着八路军军帽的照片,浓黑的眉毛,明亮的眼睛,英俊的面容,一副军人形象,这是他参加抗日斗争的最好见证。

抗战时期的杨亭秀
  杨亭秀,原名王世仁,参加革命后化名杨亭秀,一直沿用终身。1918年出生于山西省代县东马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7岁开始在本村小学上学,1932年考入设在代县县城的省立第五师范附属高小,1934年升入代县中学。上初中期间,进步教师除给学生讲授文化知识外,还对学生进行反帝爱国的思想教育,使他从小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1936年冬,随着日寇对华北的步步紧逼,全省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形成高潮。杨亭秀与进步学生一道积极参加抗日宣传,发动各界群众为绥东抗战将士捐款捐物,为推动全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1937年杨亭秀考入山西省立第五师范学校,不久芦沟桥事变发生,日寇大举入侵山西,五师被迫停课。9月代县沦陷,杨亭秀在枪炮声中逃出代县,经同学介绍考入临汾民族革命大学。在这里系统地学习了“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以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初步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更加坚定了抗日救国的志向。
  1938年民大毕业后,杨亭秀被分配到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工作。1939年初,回代县北山开辟工作,积极发动群众抗日,建立“北山办事处”,还收编了一股国民党散兵,拉起了抗日武装,为建立北山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1940年杨亭秀同志任县委执委兼二区区委书记。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异常残酷激烈的阶段。日寇在政治上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军事上实施“三光”政策,对南北两山反复“扫荡”。二区的黑山庄沟是一块很小的游击根据地,日寇一直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扫荡”开始后,从四面八方反复围攻这块地区,疯狂烧杀抢劫,当时一些干部经不住血腥恐怖的考验,
有的退出了革命队伍,有的还变节投降当了汉奸。农村不少党员和积极分子也被抓的抓,杀的杀,形势十分严峻。杨亭秀从黑山庄沟转移至杨家梁时,被密谍告密,日寇从南面围上来,叛徒李元昌和另一个密谍从村北面直扑杨亭秀藏身的窑洞。房东刘永盛急中生智,诱敌村南,才使杨亭秀得以脱险。随后杨亭秀穿过封锁线,几经周转与县委取得联系。后来河北分委给二区调来一个班充实区游击队,县委也重新配备了二区干部,杨亭秀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以武装斗争、除奸工作和政治攻势为三大法宝,针锋相对地与敌人进行斗争。带着区小队从敌人的炮台下活捉了作恶多端的大汉奸冯德树,接着又处决了几个汉奸、特务,广大群众拍手称快,重新燃起轰轰烈烈的抗日烽火。
  “西有郭子明,东有杨亭秀”,这是当时人们对代县两位抗日英雄的一致评价。日寇汉奸曾公开悬赏3000大洋购买两人的人头。杨亭秀在抗日群众的掩护下多次死里逃生。敌人见抓不到杨亭秀,便把他的母亲抓入日寇宪兵部,想逼杨亭秀投降。杨亭秀的妻子带着1岁多的儿子东躲西藏,父亲也在敌人的追捕中精神失常。敌人的残暴行为不仅没能动摇杨亭秀的革命意志,却更激起他对敌伪的刻骨仇恨,对敌斗争的意志更加坚定。1944年初,杨亭秀担任了代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长,1945年初又被任命为代县县长,与县委一道配合我主力部队向敌伪发起最后的反攻,取得了八年抗战的最终胜利。
  抗战胜利后,闫锡山乘机抢夺胜利果实,与日伪合流,疯狂向我解放区进攻。1946年初杨亭秀配合主力部队一举攻下黑山庄、聂营两据点,狠狠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气焰。1946年6月晋北战役开始,杨亭秀配合野战部队攻克繁峙后,挥师代县,代县全境解放。杨亭秀和工作人员从东关列队进入县城。1947年杨亭秀调到忻县当县长。1948年到晋绥党校学习,临汾解放后参加了临汾地区的土地改革。1949年12月随18兵团南下四川接收新解放区,被四川绵阳地委任命为川西第一大县金堂县的县委书记。
  金堂县是四川省省会成都市的东北大门,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刚解放的金堂,哥老会、土匪、恶霸、反动党团、乡保长、国民党散兵等反动势力到处作乱,形势极其严峻。杨亭秀同志到任不到一月,石板滩、太平、竹篙、官仓等乡镇相继发生暴乱,杀害我征粮干部,袭击、围攻我解放军,有100多名党政军干部群众惨遭杀害。杨亭秀和县委、政府一班人,一方面配合我解放军对土匪、敌特采取坚决的镇压措施,另一方面充分发动群众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改等运动,建党建政建立各种群众组织,稳定了全县的社会秩序。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使金堂县逐渐由乱到治,各项工作步入正轨,受到川西区党委的表扬。
(二)
  在杨亭秀留下的资料中,有朱德委员长对杨亭秀所领导工厂的高度评价,还有一幅杨老陪同毛泽东主席视察成都量具刃具厂的照片,这些珍贵资料充分说明,杨老不仅是抗日战争中的革命英雄,还是全国解放后工业战线上的一员悍将。

1957年毛泽东主席在成都量具刃具厂视察,中间为毛主席,右三紧挨主席的就是杨亭秀厂长。
  1952年他响应毛主席“把优秀干部输送到工业战线”的号召,由金堂县委书记调到205厂任厂党委副书记兼副厂长。1953年5月又被调到哈尔滨量具刃具厂担任厂党委副书记兼副厂长,分管基建工作。杨亭秀按照苏联专家建议,和干部、工人们克服种种困难进行冬季施工,加快了建厂的进度。54年安装机器设备,55年便正式投入生产。在这段时间里,他虚心向厂长王冠潮和苏联专家学习,向干部工人请教,懂得了不少工业方面的知识,由对办工厂一窍不通变为行家里手,成为一名合格的工业领导干部。
  1956年国家一机部决定调杨亭秀同志到四川成都筹建成都量具刃具厂,担任厂长兼党委书记。他充分发挥哈尔滨建厂的经验,利用哈尔滨量具刃具厂的设计图纸,大大缩短了开工时间,半年时间便建起了机修厂房、中材库房、模盒车间、刃具厂房等。到1956年底,中央下令成都量具刃具厂缓建,投资削减一半。按照计划,这一半投资仅够用于建设宿舍、培训员工和发放工资,生产根本无法提起。在这种情况下,杨亭秀大胆调整基建计划,决定将建宿舍的钱节省出来搞试生产,并动工建设量具厂房大楼,按试生产要求购置必要的机器设备。同时干部工人不计报酬,无私奉献,积极参加义务劳动,将宿舍、小学、幼儿园、俱乐部、医院、食堂、办公室等非生产设施全部建成能用10年左右的草房子。杨亭秀带头住草房子,一住十三年。就这样,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在中央下令缓建,投资削减一半的情况下,一个能容纳4000余人的大型骨干企业便初现端倪。
  1957年3月5日朱德委员长到厂视察,觉得这个厂子在建设中与其他厂子不同,便饶有兴趣地在草房办公室里听取了杨亭秀同志的汇报。朱老总越听越有兴趣,激动地说,你们厂的做法符合党中央、毛主席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符合党的群众路线。随后朱德委员长在四川省委召开的省市干部大会上介绍了成量厂的建厂经验。3月16日又书面向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汇报了成量建厂的经验。中央看到报告后转发全国各省市学习。4月10日《人民日报》以《勤俭建厂的一个范例》为题发表了评论员文章。随后毛泽东、刘少奇、陈云、邓小平、薄一波等一大批中央领导陆续到厂视察,成量厂成了全国勤俭建厂的先进典型。本文前边提到的杨老陪同毛主席视察成量厂的照片就是当年毛主席在成量厂车间视察时记者拍摄的珍贵照片。
  光荣既是荣耀,也是压力和动力,杨亭秀和党委一班人在厂子初具规模后,不敢有半点松懈,抓住1957年末中央追加投资的机会,将大部分设备突击购置安装到位,1958年初成都量具刃具厂就正式投产了。
  在生产建设中,成都量具刃具厂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朱德委员长、刘少奇主席关于发展工业的一系列文件、讲话、指示精神,充分调动干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生产逐年成倍增长,到1960年成都量具刃具厂新建了复杂刃具分厂、钢铁分厂、化工、砂轮、水泥等14个卫星厂,形成一个综合性的联合企业。累计上缴国家的利润可再建5个同类型的工厂。更可贵的是逐渐培育出一支艰苦奋斗,不怕困难、无私奉献、敢打硬仗、素质优良的职工队伍,为党和国家做了巨大贡献。1960年6月刘少奇主席二次来到成量厂视察。在听取汇报后,充分肯定了成量厂的管理经验,认为成量厂是贯彻毛主席“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先进典型”。当场吩咐成都市委书记派人帮助厂里总结经验,上报中央。6月24日人民日报以《新型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为题,在头版头条向全国推广该厂的经验,还配发了编者按,号召全国各省市企业向成量厂学习。接着在中央召开的表彰大会上,周恩来总理亲自为该厂颁发了红旗奖状,成量厂再次成为全国注目的焦点。中央有关部委、许多企业纷纷前往参观学习。江西省委、国家工业部、全国总工会、红旗杂志社等部门还责成专人驻厂整理该厂的经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来厂拍摄了《一个多快好省工厂》的纪录片在全国播放。1960年秋朱德委员长二次来到成量厂,看到成量厂的喜人景象,高兴地说:“政治灿烂之花,结出经济丰硕果实”,成都量具刃具厂成为新中国工业战线上的一颗耀眼的新星。
  在文革中,杨亭秀同志作为曾多次受到朱德委员长、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赞扬的红旗厂长,竟被打成刘少奇的黑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牛鬼蛇神的总后台。被造反派抓起来关进水塔底层的一间小屋子里,成为重点批判的典型。
  1971年林彪事件后,在水塔下整整关了18个月的杨亭秀终于被释放出来。1974年四川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指名将刚解放的杨亭秀调入设在山沟里的四川东方红机械厂任党委书记。这是一个全国重点军工企业,文革中,全厂处于瘫痪状态。杨亭秀抓住这次重新工作的机会,迅速地将全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发动全厂干部职工大抓了设备安装工程,到年底就完成了基建任务,1975年开始投入生产,让一个面临下马倒闭的企业重新焕发出生机,受到省、部领导的表扬。
  1977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的杨亭秀为了照顾生病的妻子向机械工业部打报告,请求调回北方工作。部里原本同意将杨亭秀调回山西。但因陕西汽车制造厂急需一位得力干将,又使杨亭秀的工作发生了新的变化。
  陕西汽车制造厂是个建设10年都没能正常投产的半瘫痪企业。部里一直想整顿这个企业,只是苦于无人胜任而未曾行动。听说杨亭秀要求调动,部长亲自与他谈话,请他到陕西汽车制造厂再干两年。
  杨亭秀内心虽然有一千个理由可以说不去,但他没有这样做。几十年来,他一直把党的事业放在第一位,党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党指向哪里他就打到哪里,从没有因自己的私利向党讨价还价。于是,他被任命为陕西省机械工业厅副厅长兼陕西汽车制造厂党委书记。毅然住进建在山沟里的陕西汽车制造厂。经过调查研究,了解到这个厂的核心问题是许多厂里的骨干都是从北京调来的同志,他们进厂十年,一直未带户口和家属,常年蹲在山沟里,远离亲人,生活困难,心情痛苦,很不安心工作,都想调回北京去。而汽车总局、省机械厅都不敢做这个主。怕这些领导和技术骨干走后影响生产。杨亭秀决定放这些同志回去。在全厂职工大会上,他公开宣布,只要把今年的生产搞上去,培养好自己的接班人,明年就全部放你们回去。同时,他狠抓生活福利和后勤工作,最大限度地解除职工的后顾之忧,让职工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充分调动了干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当年就完成了生产和基建任务。陕西汽车制造厂又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1979年来自北京的289个同志陆续调走,由于培养了接班人也未使厂里的生产受到影响,陕西汽车制造厂终于活了。
  1983年杨亭秀同志响应党中央号召,愉快地从副厅长的岗位上退了下来。离休后一直在西安生活,偶尔也回代县老家住些日子。他革命一生,在职时官至厅级干部,离休后还享受副省级待遇,却从不居功自傲,也从未为自己的子女、亲属谋求过私利。一直以一位普通退休老人的身份过着平静的生活,直到2014年12月病逝,终年96岁。表现了一位革命前辈崇高的道德风范。


代县档案局向杨亭秀夫人颁发捐赠荣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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